本文作者：陆昌友

编者按：图书馆自2020年4月设立“文军长征——浙大西迁研究”栏目以来，已经陆续推出了十四期，获得师生好评。本期我们继续推出陆昌友老师的作品《柿花园一号——浙大在遵义的教职员俱乐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文军长征——浙大西迁在遵义的故事。

遵义老城子尹路中段，临近杨柳街，有一条由西向东、长数百米的巷子。早年，这巷子里蹇家老公馆院内有过一棵高大的柿树，偏偏遵义人又把柿子称作“柿花”，于是，窄窄的、短短的小巷就因此而得名为柿花园巷。可惜，当年遵义四中修后门，嫌这棵柿树挡道，把它给砍掉，让这巷子有名无实了。

挨着子尹路路边的柿花园一号，是一个二进庭院。朝北的大门是一高大雄阔的牌坊式建筑，其顶部左边是一泥塑南瓜，右边顶部是一泥塑白菜，与子尹路琵琶桥白公馆的“慰庐”相仿。院子围墙双面砌砖，中空填土，白石灰勾缝，与文化小学朝杨柳街那段百年老墙如出一辙。院内为四合院布局，天井坝子用青石铺就平平整整，房屋高大敞亮，全为榫卯结构。房屋梁柱均为粗大的原木，窗户为木雕格栅花窗，地板用厚实平整的杉木板凹凸沟槽镶嵌而成，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前面为一排二十列楼上楼下连同堂屋有十八间的木结构房屋，加上两间各近20平米的厨房，共二十间；据从1953年至1993年在此居住四十年的李永颐老人说：柿花园一号是1937年，由在琵琶桥柏家公馆当奶妈的何寡母，用她那被政府枪毙的丈夫打家劫舍所得不义之财买地所建，而后面柿花园二号则是民国年间颇有名气的讼师朱屏阶的宅邸，此处虽然连带吊脚楼才十一间房，但有很大的院坝可供使用。

为教职员打造的俱乐部

1940年初，浙大西迁落脚遵义。很快，就相中了这块交通便利的“风水宝地”，租赁过来、略加改造，作为学校教职员俱乐部使用。一号院的堂屋较大，就改作会议室兼接待室。先是在墙壁周边钉上木板，铺上稻草、旧棉絮，再由几位心灵手巧的教授夫人缀上用旧被单、衣物改制的布套，就成了别致的简易沙发；墙面挂上装有玻璃灯罩的油灯，也还明亮、大方。其他房间，分别设置成浴室、理发室、活动室......一号院与二号院中间的隔墙也被推倒，两院连成一体，统称“柿花园一号”。至于后面的二号院，则设置乒乓球室、网球场之类。

对于这个主要用于教职员活动重要场所的落实，竺可桢校长非常关心并且亲力亲为。随遵义到湄潭的公路大体修通，浙大理学院、农学院有序地往湄潭迁徙，竺校长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渐渐落了地，也就稍有闲暇顾及俱乐部的事宜啦。

6月18日下午三点，竺可桢校长在寓居的碓窝井九号召集舒鸿、杨守珍、涂长望、任美锷、张孟闻、陈剑翛、李相勖等教授和总务主任贺熙一起，召开教职员俱乐部筹备委员会会议，讨论了俱乐部会员会费收取办法。议定按学期收费，以月薪五十元以下者五角、百元以下者一元、百元以上者二元、二百元以上者三元的标准收取；会议还推定舒鸿教授为主任干事，刘馥英、陈立、费巩、谈家桢等四位教授和总务处职员陆子桐为委员。下午五点，会议结束。竺校长带领所有与会人员一道穿过杨柳街，去柿花园一号实地查看。在现场，又推定陆子桐、张孟闻、涂长望、任美锷等四人为常务委员。

五天后，竺校长再一次召集谈家桢、陆子桐、张孟闻、舒鸿、涂长望、陈立、陈剑翛、任美锷、李相勖等人，还叫上了总务处的汪大同，直接在柿花园一号召开了教职员俱乐部筹备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了解到俱乐部的木器已制就一百八十元左右；会议还讨论了已在柿花园一号租住的助教王以德等人的搬迁等问题。

教职员俱乐部投入使用之后，接待的第一批客人，是7月4日下午，由浙大做东，宴请接替业已离任的专员刘千俊、县长刘慕曾叔侄，新任第五行政督导区专员高文伯、遵义县县长孔福民。竺可桢校长与教务长张绍忠、总务长贺熙、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工学院院长李熙谋等参加。

校务决策的首善地

浙大的校务会议，是决定学校重大决策的主要形式，又是竺可桢校长“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办学理念的实践方式，还是竺校长所倡导的“求是”精神的践行载体。在遵义、湄潭办学近七年的时间里，浙大共召开校务会议十九次，即第30次至第48次。除前三次（30、31、32次）在临时作为总办事处的遵义江公祠召开、第47次在湄潭的理学院数学研究所召开外，其余十五次，无一例外地在柿花园一号的教职员俱乐部召开。这些会议，基本上由竺可桢校长主持。唯一的第41次校务会议，因竺校长出差重庆，分两地召开。遵义校本部由代理校长、文学院院长梅光迪主持；湄潭分校由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主持。

这个由校长、三长（教务、训导、总务）、五院长（文、理、工、农、师范）、各系主任、每年民选公推10-12名教授、副教授组成的校务会议，竺可桢校长在其担任浙大校长十三年的时日中，历来都十分重视。1947年6月18日，竺校长结束长达半年的欧美考察后，回到杭州。在浙大学生欢迎会的演讲中说：“浙大之精神焉，‘求是’二字，向来以研究学术为重，校务则由教授会主持，此乃浙大之民主。本人亦崇信民主精义，故一切校务，以依校务会议之决定而执行。”集校务决策大成的柿花园一号，集中践行了浙大“求是”的办学精神和“民主”的办学理念，是浙大西迁得以在遵义、湄潭办学七年间，迅速站稳脚跟、继而实现崛起、最终获得声誉的有力见证。

除校务会议外，大凡教务会、训导会、总务会、各学院的院务会、部分特设委员会的工作会，都经常在柿花园一号召开。

重大活动的集散地

“校歌为一校精神之所附丽，其有严肃性可知......”。众所期待的浙大校歌，自1938年11月于广西宜山由在浙大讲学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写出歌词后，一直未找到恰当的人谱曲。这成了竺可桢校长和广大师生的一个心病，以至于在1941年6月21日柿花园一号召开的第37次校务会上，就议及“本校毕业同学来函询问校歌已否决定”的话题。其实，一周前在何家巷总办公室召开的第100次行政谈话会上就已决定函请远在上海的国立音专教授应尚能“试作歌谱”啦。

8月14日下午四点，竺可桢校长出面，邀请各学院院长和涂长望、黄翼、张绍忠、苏步青、王国松等校务会成员，还有新聘教员金城、丰子恺、邱仲廉及学生虞承藻等人，齐聚柿花园一号，听“回声”、“大家唱”、“飞燕”三个合唱团的八、九名团员演唱8月7日应尚能谱写并寄回歌谱的“校歌”。当然，这是继8月10日湄潭学生试唱、8月12日竺校长专程去丰子恺寓所“星汉楼”征求意见之后的事啦。从这次试唱以后，蕴含着“求是”精神深刻内涵的“浙大校歌”就在浙大师生口中广为传唱，直到现在仍经久不衰。这在民国以来的高等教育史上，都实属罕见。而我们从柿花园一号的最后一次试唱可见，浙大“校歌”的最终确定，与柿花园一号密切相关。

1944年底前，广西河池失守，日寇的铁蹄踏上贵州独山，“黔南事件”爆发。满怀一腔热血的浙大学子很快组成“战地服务团”，前往贵阳青岩、惠水摆金等地慰劳前方将士。行前，竺可桢校长于1945年元月13日下午三点，在柿花园一号为从遵义、湄潭、永兴三地集中起来的三十余名团员（全部团员为54人）召开欢送会。主持会议的竺校长向大家讲述了1939年浙大第一次战地服务团从宜山出发、开赴前线为抗日将士服务的经过。他特别强调：“此次联络与经验均胜于前次，结果必能较前次为优”。接着，工学院院长王国松、教务长张绍忠、训导长郭斌龢分别致欢送词；校长办公室秘书诸葛麒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第一次战地服务的经验；与竺校长一同前来参会的九十七军团副王宜铨（竺校长长子竺津军校同学）讲九十七军在广西南丹与日军浴血奋战的经历。最后由服务团团长、遵义学生自治会主席支德瑜致答词。欢送会结束前，竺校长将缀有“国立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字样和浙大校徽的团旗授予服务团。当他缓缓打开团旗时，激动得流下热泪，连声说：“这是代表浙江大学的，你们要记牢！”

一斑得窥全豹，涓滴以观沧海。在一次次看似不经意、却又意义深远、历久弥新的活动中，柿花园一号在浙大西迁办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凸现和彰显。

娱乐接待的绝佳处

既然名为“俱乐部”，服务对象主要是教职员，那么，限于教职员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就理所当然地在柿花园一号开展啰。在这些活动中，才华横溢的学者、教授，还有他们多才多艺的眷属，“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于抗战期间艰苦卓绝的办学生活中，寻觅到一份难得的放松和愉悦。

自1942年起，每年元旦前夜，浙大教职员都会齐聚柿花园一号聚餐、游艺、娱乐。往往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仅以1942、1945两年元旦为例，即可大体了解。据竺可桢校长日记记载：

1941年12月31日：“晚六点偕允敏、宁（竺校长夫人陈汲、女儿竺宁）至柿花园一号，参与教职员聚餐会。到八十余人，来宾有苏库长（子弹库库长苏绍文）、黔桂路钱探斗、交部应尚才等。李振吾（工学院院长李熙谋）主席。膳后有简单报告，次余讲十分钟。王劲夫（电机系主任王国松）报告游艺节目，徐芝纶（土木系教授）与佘太太（外文系教授佘坤珊夫人钱超华）《武家坡》，汪大同（总务处职员）《鸡叫》，刘馥英（化工系教授）《奉化土歌》等，九点半散。”

1944年12月31日：“晚膳后偕润科（永兴一年级主任储润科）至柿花园俱乐部同乐会，到一百余人。佘坤珊主席。首由高直候（湄潭总务主任高学洵）讲皮匠故事。次浙小学生表演，润科讲故事，佘太太、萧仲圭（国文系教授萧璋）、李启明（教务处注册组职员）、谢太太（疑为总务处主任谢家玉夫人）京戏。余讲甲申年崇祯吊死煤山故事。向测字者询得友、由、有、酉，均不祥。次易修吟（机械系主任易鼎新）、振公（校长办公室秘书诸葛麒）讲故事。九点散。”

提起柿花园一号的教职员俱乐部，九十四岁高龄的竺安（竺可桢校长幼子）至今仍记忆犹新。他在“西迁后代”微信群中发声：“一星期的某一天，淋浴开放，我和父亲常去洗澡。李相勖之子李承欧与我很熟，偶尔会去找他玩。”浙大文学院国文系1946年毕业的学生申勉也著文提到：“每逢周末，有老师聚会于此，打牌聊天，称为打‘Bndge’”.

继为专员高文伯、县长孔福民举行欢迎宴后，柿花园一号就成了浙大重要接待的首选。这里先后接待过到遵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桥梁学专家茅以升、英国驻华大使摩西、英国生物学家桃乐赛和毕丹耀教授一行等。尤其是1944年4月10日对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接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暮春之日，下午三点，时年42岁的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Reader（讲师）李约瑟，为浙大师生作了一个小时左右、题为“和平与战争中的科学合作”的演讲后，由时任工学院代院长的王国松陪同，参观了老城次东门外扩建中的工学院实验工场。下午六点半，接受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前往柿花园一号赴晚宴。陪同就餐的有教务长张绍忠，训导长郭斌龢，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史地系教授顾谷宜，外文系教授黄尊生、佘坤珊，心理学教授黄翼；工学院代院长王国松，化工系主任李寿恒、土木系主任吴钟伟，机械系主任钱钟韩、教授杨耀德，校长办公室秘书诸葛麒，湄潭总务主任高学洵等。席间，宾主相见甚欢，气氛融洽。餐后，李约瑟饶有兴致地介绍了他来中国后的工作经历和感受，他还答应竺可桢校长的要求，同意在方便的时候，为浙大代为购买急需的维生素D2。双方愉快交谈，话题宽泛，谈兴甚浓，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结束。

这一天短短的造访，让李约瑟对坚持在抗战后方艰难办学、成绩斐然的浙大刮目相看，也为他半年后对浙大遵义校本部的再次光顾，对湄潭分校的深入了解，且对浙大作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的高度评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5月开始，浙大渐次离开遵义、湄潭，复员东归回杭，截止9月，全部人员离遵。柿花园一号也结束了历史使命，物归原主，仍按旧规，分为一号、二号。一号或卖或租，成为民房。李永颐老人一家就是先从世居的石家堡迁出，再由粮食局换房搬来柿花园一号的，而且一住就是四十年。二号则由再由遵义磷肥厂购买，改建成该厂的职工家属宿舍，人们一直称其为“磷肥厂家属院”。现广为流传的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张照片，就是把二号院院门当作柿花园一号拍摄的。照片右下角的那个小推车，是当时遵义街头巷尾售卖小吃“恋爱豆腐果”的标配。李永颐老人提供了一张1994年拍摄的柿花园一号照片，从这张照片的左下角还依稀可以看出柿花园二号院门的模样。不过，既然浙大当年是将柿花园一号、二号合并租用，统称“柿花园一号”，从历史的角度，将两张照片都理解为“柿花园一号”也还是说得过去的。

遗憾的是，很快，这里被征用作了遵义地区国土局的建设用地。不久，此地就拔地而起建了一幢大楼，先当国土局办公用房，后又改作国土局家属院。现在，连柿花园巷也成了杨柳街的附属和延伸，巷名都不再保留。柿花园一号也就只能存在于竺可桢校长的日记、散见的历史典籍、稀缺的老旧照片和人们渐行渐远的记忆中啦。

参考文献：

［1］《竺可桢全集》（7——10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至2013年12月陆续出版。

［2］政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员会编《遵义——浙大西迁大本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3］遵义地区党史办公室《黔北风云》编辑组编《黔北风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4］李永颐，《那年那月那些事》，香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