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陆昌友

编者按：图书馆自2020年4月设立“文军长征——浙大西迁研究”栏目以来，已经陆续推出了十二期，获得师生好评。本期我们继续推出陆昌友老师的作品《萍舸书画社与浙大西迁》，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文军长征——浙大西迁萍舸书画社的故事。

2022年3月4日，位于遵义市新蒲新区的遵义美术馆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热闹非常。就连贵州省人大原副主任、省文史馆原馆长、民盟贵州省委原主委顾久，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民革贵州省委原主委马文骏，遵义市政协原副主席、民盟遵义市委原主委、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曾祥铣等社会名流都齐聚这里，出席“烟雨百年——刘耕阳先生书画作品展”开幕仪式。

书画展主人刘耕阳（1906-2000），亦作庚扬、赓扬，谱名钟皋，别号朱章，是遵义教育界、文史界、书画界久负盛名的饱学之士，还是遵义民盟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也是笔者1977年考入遵义师专、古典文学课的业师。忝列门墙，恩同再造。笔者有幸参加书画展开幕式，并应邀出席耕阳老师学术研讨会后，感慨系之，得小诗一首：

烟雨百年真名士，学富五车亦吾师。

萍舸书画聚贤达，黉门翘楚育桃李。

翰墨丹青快人意，皓首穷经未许迟。

至今犹念先师处，老骥伏枥志千里。

徜徉在刘耕阳先生以大半生精力和心血构筑的艺术画廊里，让人感觉目不暇接、美不胜收。不经意间，一张颜色发黄、略有残缺的老照片映入笔者眼帘。那是刘耕阳先生珍藏了几十年的一张合照，十一个人分两排六坐五站，熠熠生辉，焕发着书画艺术家过人的风采。照片上方题字是“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二月八日遵义萍舸书画社同人旅筑联展纪念 衡叔记”。照片残缺、字迹脱落处，还由收藏者用钢笔补出。“萍舸书画社”是何组织？“衡叔”是何许人也？照片上有他吗？照片上十个人与收藏者是什么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让笔者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引出遵义抗战文化的一段难忘记忆以及这一特殊文化现象与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之间丝丝缕缕的联系。

“岛夷之患兴，区内俶扰。徙都重庆，学多内移”。随着浙大等文化单位的迁入，沦陷区的不少文化人也“逃难”涌入素来就有“贵州文化在黔北”之称的山城遵义，让这座小城一改往日的清幽，俨然成为紧邻“陪都”重庆、文化开放包容的大后方。

1940年春节前，由江西人徐惕冰（照片中前排左起第三人）、遵义人肖之亮（照片中后排左起第一人）发起，一夥志同道合的翰墨高手、丹青妙笔，雅聚于遵义新城古式巷旁的江浙餐厅，商议成立一个书画团队，作为大家经常活动的平台。经在场的十一、二人公议，定名为“萍舸书画社”，意为大家萍水相逢，愿同舟共济。“舸”又与遵义的古名“牂牁”的“牁”字谐音，有切地之义。

书画社名字确定后，大家还议定：一周或两周聚会一次，事先由社中分发纸张，到期交作品。而定期聚会的地点，基本上定在新城石门坎何家巷一侧的豫章小学内，这里是随在电讯部门工作的儿子来遵的书画社发起人徐惕冰的住处。

萍舸书画社成立不久，就在由东岳庙改建的遵义社会服务处举办书画联展，并将作品标价出售，观者众多。时有旅遵的美国人费合德亦闻讯前来参观，并购走刘耕阳山水小品一幅、郦承铨山水画作一大幅。

1943年6月，适逢遵义尚嵇百岁老人罗声荣在老城大开寿筵。由任可澄、竺可桢、王家烈、高文伯等社会名流发起征文庆寿。竺可桢校长作一颂词，请浙大文书组罗韵珊写成单条“懿哉播州，得地之厚，灵气所钟，人多上寿。前有浦公，洊臻黄耆，百余年间，公继其后”，以示庆贺。萍舸书画社同人也不甘人后，联袂合作花卉大横幅前往祝贺。此事轰动一时，在遵义艺林传为雅谈。

同年下半年，萍舸书画社十一位同人在例行聚会中经过商议，大家都愿意各出书画作品若干件，交由徐惕冰、魏西云（湖南衡阳人，照片中前排左起第一人）代表遵义萍舸书画社带到省城贵阳去参加联展并出售。一来扩大书画社的影响，二来为书画社开展活动筹集资金。让人没想到的是，参展效果出奇的好。所带书画作品几乎全部售罄。返遵后，参与联展的十一位同人大喜过望，相约聚餐，弹冠相庆。酒足饭饱，大家还兴犹未尽，连相馆都没来得及去，就近请人拍下了这张足以让刘耕阳先生视如珍宝，精心收藏了几十年的这张照片。照片背景那带褶皱的墙面，一看就知道不是在相馆内。

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站在这张非同寻常的老照片前，笔者端详良久，欣赏良久，沉思良久。遥想萍舸当年，一任思绪万千。睹物更为思人，交集浙大西迁。笔者注意到，照片上的十一人中，至少有五人与浙大西迁遵义办学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首先要提到的是照片收藏者刘耕阳先生——照片后排右边第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按他在照片上标注为“时年三十八岁 1944年”。那微胖的圆脸与他老年时清瘦矍铄的面容可是大相径庭呀！从照片时间往前推五年（1939年），三十三岁的刘耕阳在遵义新城公所开办的私立城成小学任校长。该校校址设在桃源山麓的江公祠。

当年年底，原本就流亡办学的浙大欲再度西迁，由广西宜山迁往贵州遵义。受命打前站的浙大工学院教授屠达通过遵义的进步人士朱穆伯找到刘耕阳。经过通融，同意把因放寒假空出的江公祠借给浙大办学之用。这就有了浙大先将这里作总办事处，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亦从1940年2月1日至5月5日设置在这里；在这里，浙大先后召开校务会三次，行政谈话会若干次。

眼看寒假快要结束，城成小学新学期开学在即，浙大却无地迁移。为讨还校舍，刘耕阳向竺可桢校长写了一封信，洋洋洒洒数千言，力陈恳请归还校舍的实情。竺可桢校长和舒鸿教授亦“同来学校，说明情况，希望予以原谅”（刘耕阳语）。其间，城成小学师生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对浙大的教学秩序形成干扰，此事还闹到了教育部。后来，“坏事”变成了“好事”。经主持校务的代理校长张绍忠等人着力斡旋，“我与董事会负责人喻界凡、李次乾均认为浙大不能让出，也是实情”（刘耕阳语）。最终，由县政府出面，浙大出资，勘定江公祠附近刘将军祠范围，为城成小学修建教室四间，彼此皆大欢喜。至此，燃眉之急得以缓解，双方矛盾纠纷得以化解。

立足已稳的浙大将总办事处迁至何家巷，以江公祠为图书馆，经适当改造，添置部分房舍，增加藏书架柜。很快，当时运到遵义的五万多册图书全部上架，开放借阅，使教学秩序走上正轨。直到1946年6月以后，浙大离遵，东归回杭，才重新物归原主。

离开遵义前，浙大还应与城成小学合并办学的城成中学校长李仲明的要求，将装修一新的江公祠连同增建的房屋、书架、箱柜等设施全部留赠给后来在此办学的城成中学。同时，浙大又郑重其事地赠送了一套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以表达浙大对遵义人民高情厚谊的感激之情。这套书，至今还妥善地保存在遵义市第一初级中学的图书室里，见证着浙大西迁遵义办学的历史佳话。

试想，如果当初没有刘耕阳先生和城成小学董事会负责人喻界凡等人目光远大，顾全大局，眼睛不只是盯着自己的学校，恐怕浙大西迁办学的历史将会是另外的写法啰！

其次，笔者关注到照片中端坐前排的右边第一位，颇具文人儒雅气质的诸葛麒。

诸葛麒（1901-1955），初名梦麒，字振公，浙江东阳附郭西门头人，地理气象学家。1919年，十八岁的诸葛麒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年后，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竺可桢博士，受聘南京高师，讲授气象学、地理学等课程。诸葛麒即顺理成章地成为竺可桢的弟子，并结下长达数十年的不解之缘。在南京高师求学期间，诸葛麒长期担任学校地学研究会总干事，多次在《史地学报》上发表论文。由于深得竺可桢渊博学问的浸润，常受竺可桢人格魅力的感召，诸葛麒获益匪浅，受用终身。

1936年4月，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诸葛麒即随同前往，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协助处理纷繁复杂的日常校务，成为竺可桢校长身边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

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诸葛麒，作为校长秘书，是浙大重要会议记录的不二人选。浙大在遵义办学期间召开的十九次校务会议、三百二十次行政谈话会，其会议记录，十有八九都是出自诸葛麒的手笔。这为研究浙大西迁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1941年初，刚正不阿的民主斗士费巩教授被迫辞去仅仅当了一个学期的训导长职务后，浙大组建了由史地系主任张其昀任主席的训导委员会，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史地系教授诸葛麒同为委员，主持学校的训导事宜。

1942年元月15日深夜，就是诸葛麒从老城大井坎六号的寓所赶到碓窝井九号，敲开竺可桢校长的家门，告诉他学生将要组织“倒孔”游行，提醒竺校长预作准备、防患于未然的。

在浙大校史研究专家蔡恒胜（时任浙大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之子）对竺可桢校长遵义办学七年日记的数据分析中，诸葛麒的出现频率为699次，仅次于803次的理学院院长胡刚复、770次的蔡邦华，位列第三，高过张绍忠、李熙谋、梅光迪、郭斌龢、王国松等五位代理校长。足见诸葛麒在竺可桢校长心目中、在浙大西迁遵义办学中位置的重要。

1948年，曾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秘书、中国气象学会理事兼总干事的诸葛麒，受民革元老李济深委托，参与民革浙江支部的组建工作。

据刘耕阳先生回忆，诸葛麒善画佛，是萍舸书画社的重要成员。遗憾的是，岁月沧桑，星移物换，我们今天无缘与他的传神佛像相见。不过，在诸葛麒的故乡浙江东阳黉庐美术馆，就藏有他画于“抗战时期”的《观音图》，上面还有杜聿明将军题赠他人之词。如不出意外，这幅佳作应当是诸葛麒创作于遵义萍舸书画社，后鬼使神差被杜聿明收入囊中，再阴差阳错流落海外，是黉庐美术馆馆长费尽心力，辗转从美国买回收藏的。

照片后排正中那位戴眼镜、留长发、蓄八字胡，看似有些不修边幅的学者，是郦承铨。

郦承铨（1904-1967），字衡叔、衡三，号愿堂，别署无愿居士，江苏南京人。是成就斐然、闻名遐迩的书画艺术家、诗人、文史学者。他工书画、专校勘、精鉴赏，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暨南大学讲师，国立厦门大学、私立金陵大学副教授、教授，讲授“杜诗”和“高级国文”课。1939年10月到宜山，受聘浙大文学院国文系副教授。1940年初随浙大西迁到遵义后，即参与创建萍舸书画社，亦是其重要成员。我们所见照片上署名“衡叔”的题签，就出自郦承铨的手笔。那沉稳中显飘逸的书风凸显了题签者的书法底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浙大，多才多艺的郦承铨，教学很受学生欢迎。1941年2月16日，浙大的中国文学会举行第一次学术讲座，就请郦承铨教授作题为《唐人书法》的演讲。讲台上，风度翩翩的郦教授象变戏法一样，拿出自己从炮火硝烟中艰难带出来的数十种碑帖，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他先是言简意赅地引导学生“如何欣赏书法”，接着又循循善诱地教导学生“如何学书”，然后条分缕析地列出唐代十大书派，以拓宽学生的眼界。最后，他开出二十余种初学楷书的碑帖目录，以助学生循序渐进、潜心临摹，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一个月后，他的演讲稿，被全文刊登在《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83期上，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1941年秋考入遵义浙大文科生周本淳忆及恩师郦承铨教诲时说：“得从江宁郦衡叔先生受诗业，重温昔时所诵习，仿佛豁然开朗。其时家国多难，只身西南，乡关万里，读杜公乱离之诗，犹如为己而作。行走坐卧，不离吟诵，耳目所接，莫非诗才，触事成篇，行诸梦寐，几入痴迷之境。”

在刘耕阳先生眼里，郦承铨教授不光“能诗喜书”，而且“山水学文（徵明）、沈（周）”，深得“吴门学派”的真传。

孙昌松，郦承铨教授在遵义时的弟子。他晚年回忆起，他在浙大就读时，经国文系王焕镳教授引荐，到郦承铨教授寓居的老城杨柳街何味根（遵义县参议员、老城公所所长）家，叩拜施礼，师从郦承铨学画的情景。他说：郦老作画时好静，他的书房轻易不让人进出。作画前，他喜沉思、好踱步。一旦动笔，则浑厚挺拔，开阔雄伟，意境高雅，引人入胜。郦老时常强调：作画首要是构思、取材，要注意意象完整，景物布局深远，紧忌俗笔；运笔要活，落笔要准。哪怕一个苔点、一撇枝叶，都必须认真考究。

——这就是一个学生眼里的书画艺术家郦承铨，更是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著有《说文解字叙讲疏》、《郦承铨书画选集》等的学者、官员郦承铨。他的言传身教，又何尝只是教人如何画画，分明是在教人怎样做人。

照片中那位端庄、贤淑的唯一女性，刘耕阳先生是这样介绍她的：“钱昭华，女，浙江秀水人，画山水，浙江大学工作。丈夫万一，任浙大机械系主任。”

一个偶然机会，笔者翻阅《老浙大和建德村的记忆》一书，从王宽福先生的《建德村的万家情结》一文中得知，万一教授的夫人叫范吟梓，而非钱昭华。经与作者联系，再次得到证实。王先生还在他所了解的浙大员工、毕业生名册中寻找钱昭华其人。遍寻无果，只好不了了之。

笔者于心不甘，又将那张老照片发到《浙江大学校史通讯》微信群里。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音。浙大校史专家钱永红看到这张照片，随即私信于笔者，称照片上那位女性叫钱超华，而不是钱昭华（据钱永红说，在嘉兴方言里，“超”与“昭”同音），是浙大文学院外文系教授佘坤珊的夫人，同时又是他的远房姑奶奶。钱永红还说，他祖父，著名科学史家、数学教育家钱宝琮先生，就是佘坤珊和钱超华的大媒人。早年在浙大，钱宝琮、佘坤珊、贝时璋三人情同莫逆，合租一个小院，，留下三人合姓为“赊钱”的趣闻。

系出名门、家学渊源的钱超华（1906-1998），出身于浙江嘉兴南门外槐树头，是五代十国吴越开国君主钱镠的后裔。1905年8月，其母王琬青在丈夫钱叔瑜支持下，变卖嫁妆、首饰，在嘉兴道前街贞节祠堂创办第一所女子小学堂，比清廷废除科举考试的政令颁布早一个月，首开了女子入学受教育的先河。办学期间，王琬青邀请到孙中山、秋瑾来校演讲，为学生打开眼界。后来，她又由大女儿钱庄华陪同从昆明来到遵义，与二女儿钱超华同住，竺可桢校长日记中时常提到的“钱老太太”就是晚年的王琬青。

毕业于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师从名画家肖俊贤且多才多艺的钱超华，十分珍惜堂兄钱宝琮力主促成、与佘坤珊教授的美满姻缘。1941年，她拖儿带女，从陕西城固一路风尘仆仆、艰难跋涉，好不容易赶到遵义，与在浙大文学院外文系任教的丈夫佘坤珊汇合，在老城大井坎六号安下家。充作“全职太太”，平日操家理务，相夫教子。三子两女、一家七口，再加上从昆明过来同住的母亲王琬青，光家务就够她忙乎的啦。偏偏机缘巧合，刚到遵义，就遇上一群志同道合的翰墨丹青高手。虽然“萍水相逢”，却也一见如故，更是一拍即合，而且一发难收。钱超华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萍舸书画社，成为其中唯一的女性，也成为抗战期间遵义书画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由陕西过来，剑阁山川的雄伟气势，深深地吸引了她，也久久地感染了她。来遵义不久，她就以一幅不同凡响的剑阁山水画，亮相萍舸书画社的一次联展，获得一致好评。尤其是她的作品赴贵阳参展，在贵州属女性参展首创，引起轰动。

1943年1月10日出版的《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15期刊登了这样一则简讯：“本校郦承铨教授佘坤珊夫人暨本校毕业生华开运君等，元旦日举行画展于新城女校，参观者极为踊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萍舸书画社及郦承铨、钱超华等人的活动及影响。

1941年9月7日，时任浙大文学院副教授的著名画家、散文家和音乐家丰子恺在遵义新城何家巷对面的成都川菜馆为二女儿丰林先举办婚礼。七十四位来宾的“签名册页”中，就有萍舸书画社的三位“道友”。第一位就是“签名册页”中位列第三，年已花甲、德高望重的长者欧阳樛（照片前排右边第三位）。

欧阳樛（1882-1972），字木初，别号墨颠，江西彭泽人。抗战期间，酷爱诗文书画的欧阳樛，先后任遵义地方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他与齐白石、丰子恺等书画界名人长相往来，与留学日本时同学董必武时有诗词、书信往还。其书法善篆隶，尤以隶书的八分体独创一格，其画间作人物。时人对其评论：“诗词诗文每字必练，书法一笔不苟：其人端庄严谨，为人诚笃；其文醇厚，不尚浮夸；其诗有香山之率真，拟工部之苍劲”。

其次是丰子恺先生在浙大两位同人——诸葛麒和郦承铨。曾在子午山纪游中“每一笔一呼佛，百八笔而佛成”（赵乃康语）的丰子恺，与同样善画佛的校长秘书诸葛麒应该是惺惺相惜，不会没有交集吧！笔者确实看到过由丰子恺、赵乃康、李瑜主编的《子午山纪游册》，除大家熟知的由赵乃康篆书封面的版本外，还有另一个版本，灰色的封面，左上方黑色的长框内、楷书竖写“子午山纪游册”六字，落款“衡叔”，钤印“郦”字。这不就是郦承铨设计制作的封面吗？丰子恺女儿的婚礼，郦承铨是第二个到场的，“签名册页”中列赵乃康之后，欧阳樛之前。他还带去一幅自己的画作，送给新郎、新娘，以示祝贺。此画至今仍被丰林先的后人珍藏。从这些我们至少可见丰子恺先生与萍舸书画社的关系和渊源。

被称作“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的丰子恺先生，在遵义浙大任教近三年期间，堪称颇接地气的社会活动家。1941年，城成小学首任校长刘伯庄，因其子无辜被扣押，遵义警备司令部借机抓捕其胞弟刘芷庄。他多次抗议无果，愤而自戕于桃源山的警备司令部门前。对此在遵义激起公愤的事件，义愤填膺的丰子恺先生大笔一挥，写下了“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诔词。意思是：先生所希望所追求的理想比生命还重要；先生所厌恶所痛恨的东西比死亡还严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溢于言表，入木三分。有鉴于此，笔者突发臆想，对于当时活跃于遵义书画界的萍舸书画社，丰子恺先生不会无所眷顾吧。只是囿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我们难以得知而已。1942年秋，丰子恺先生即将去往重庆的国立艺专另谋发展。临离开遵义之前，站在狮子桥附近寓居两年的的星汉楼上，望着窗外潺潺流淌的湘江河水，丰子恺先生不无伤感地录下唐代窦叔向的《夏夜宿表兄话旧》诗：

夜合花开香满庭，夜深微雨醉初醒。

远书珍重何由达，旧事凄凉不可听。

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

明朝又是孤舟别，愁见河桥酒幔青。

抹不去旧日的惆怅，怀揣着明朝的希冀，丰子恺先生告别了小小的山城遵义，去到了另一个大大的山城重庆。萍舸书画社还活动如常。

三年以后，抗战胜利了，浙大复员，东归回杭，诸葛麒、郦承铨、钱超华他们随浙大走了。萍舸书画社的外地人：善画虎及花卉的周智武（照片中前排右二）随其子回了湖北老家，徐惕冰也回了老家江西。在遵义经营绸缎业且曾随吴昌硕等学书法的四川人周祥粦（照片中前排左二）留了下来，在老城小十字开书画篆刻店的湖南魏西云也留了下来。反倒是遵义人肖之亮去了贵阳，张长弓（照片中后排右二）去了团溪乡下，杳如黄鹤，踪影难觅。

1947年，仍然在遵义的社会服务处，周祥粦、魏西云、刘耕阳三人，仍然以萍舸书画社的名义举办书画篆刻联展，仍然是标价出售，仍然还订单一加再加。

打那以后，原本就“萍水相逢”的一群人真的就“曲终人散”啦！但国难当头的抗战年代，萍舸书画社贤聚牂牁的一次次雅集，书画社同人之间砥砺切磋、各有特色、取长补短的作风，书画社与浙大西迁的历史渊源......这一切的一切，不但难以抹去，反而还历久弥新，始终是磅礴的遵义抗战文化史诗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主要参考文献：

刘永澄、刘永光、刘道生编辑：《耕阳杂记》，深圳，2015年5月第一版。

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遵义市朝阳小学合编：《朝霞绚丽忆城成》，遵义，2014年9月第一版。

蔡恒胜著：《求是之行——重走浙大西迁路》，2019年12月第一版。

政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员会编《遵义——浙大西迁大本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遵义市档案馆、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纪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