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陆昌友

编者按：图书馆自2020年4月设立“文军长征——浙大西迁研究”栏目以来，已经陆续推出了九期，获得师生好评。本期我们继续推出陆昌友老师的作品《浙大西迁遵义 校舍丰碑高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文军长征——浙大西迁遵义 校舍丰碑高矗的故事。

蜿蜒的湘江河畔，壮美的可桢桥头，紧邻竺可桢校长铜像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小亭。小亭中央，矗立着一通高184厘米、宽61厘米、厚21厘米的绿豆青石石碑。这通石碑，就是记载着浙大西迁遵义办学辉煌历史的珍贵文物——“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

1945年5月，竺可桢校长敏锐地洞察到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浙大东归复员已是指日可待。为纪念浙大在遵近6年艰难办学的经历，受子弹库大门外清末遵义知府袁玉锡“遵义学堂记”四块碑的启示，觉得应该象在宜山那样，立一块碑志其事迹。于是，他安排中文系王焕镳教授撰写碑文。很快，王焕镳教授就以736字的简短篇幅，将浙大西迁的缘由以及学校在遵义、湄潭办学的基本情况记述完整详实，向竺可桢校长复命。文稿全文如下：

岛夷之患兴，壤土大蹙。年少俊髦之子，联翩走险阻来内地。国家辄为立学，或辗转迁校以收之。由是西南都邑中，往往黉舍相望，弦歌之声洋洋然。顾其规制狭陋，不中式程，师儒匮乏，图籍缺损，学乃弗侔于旧。

当是时，我国立浙江大学迁徙者数也。民国二十九年春，始抵贵州之遵义，而别置一年级于青岩。既而以理、农二院处湄潭，文、工二院留遵义，师范学院则分布两县间。湄潭东有镇曰永兴，一年级生复徙居之。

盖积时五载，有学院者五，而析系至二十有五；有研究院名者一，析部有五。其隶而附者，若工厂，若农场，若中小学，不一而足。师弟子之在校者总三千人。其讲堂、寝室、集会、办公、操练、庖湢之所，取诸廨宇寺观与假诸第宅之羡者十八九。故其材不庀而具，其工不劳而集，其新筑者取苟完而也。若湄潭之宿舍，遵义之实习场，皆朴而坚，简而不窳。凡为屋之数，千有余间。其书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农艺、算数、工程之著作，尚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余；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万二千。皆以养其知，肄习其能。当举国学敝之时，独能排患难，磨岁月，成就卓卓如此，海内外翕然称学府焉。

校初在杭州，人自放于山水，风气淳茂。二十五年四月，绍兴竺可桢实为校长，始至作而言曰：“校于清季为求是书院。院废，为高等学堂，人才不能屈指数。今予何以教诸生？其以求是为训，绍前修而开来哲，当必有慰余望者。”

至今年春，公之为校也十年矣，业业兢兢，众志益固，莫不以空谈为羞，速化为耻，履素抱朴，屈首书册，学问外，不知何者可慕而亲也。先是生徒太半苏浙子弟，自徙浙西之建德，江西之泰和，广西之宜山，而后湖湘赣皖桂粤黔蜀廿余省之士，岁贡于校者，纷至而迭进乳融金冶，移时悉化，罔异厥初。其卒所业而去者均克自树立，无家食者。传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及。”庶乎近之焉。

夫士之于学，文胜则鲜实际之效，质胜则无远大之规，均之病也。校之士有醇朴之美矣，由是而益恢弘其器宇，务有以饰其质，近之为国家洒百年普天之愤，远之为生民建万世不拔之基，功业炳于寰区，声称久而不刊。乌乎，其可量也哉！

由于此文稿用第三人称，且对竺可桢校长多有褒扬之辞，加上所购石碑只能容纳600字，于是，竺校长操刀删改、忍痛割爱，最后定稿568字。这篇字字珠玑的碑文，以简略的文字、朴实的风格，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厚重的史实，既朗朗上口，又耐人寻味，堪称文言碑刻典范。

总务处先以一万元购得石碑一块，因石质不佳，难耐风化，只好舍弃。随即，又以巨款另购一名贵石料，连刻工一道，共花去九万元，加上付给撰稿王焕镳、书丹罗韵珊两先生润笔各一万元，超出了十万，这在办学经费经常捉衿见肘的浙大，贵是贵了点，但花得值。接下来，竺可桢校长请总务处文书组罗韵珊先生楷体书丹，找匠人刻石，于当年6月立于子弹库校本部花园内。其碑文如下：

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

岛夷之患兴，区内俶扰，徙都重庆，学多内移。士陷贼中者，辄冒险阻，间道来归。国家增学校，延师儒，优其廪给，收而教之。由是西南之名都繁邑，僻区隩壤，往往黉舍相望，弦歌之声洋洋然。顾庶事草创，师资图籍，弗备弗精，亦其势然也。

当是时，国立浙江大学迁徙者数也。民国二十九年春始抵贵州之遵义，而别置一年级于青岩。既而以理、农二院处湄潭，文、工二院处遵义，师范学院则分布两县间。湄潭有镇曰永兴，一年级生复徙居之。

盖积时六稔，而以学院名者五，析系至二十有五；以研究院名者一，析部至五。其隶而附者，若工厂、农林之场，中学、小学之属，又不一而足。师弟子之在校者，总三千人。其讲堂、寝室、集会、办公、操练、庖湢之所，取诸廨宇寺观与假诸第宅之羡者十八九。故其材不庀而具，其工不劳而集，其新筑者取苟完而也。凡为屋之数千有余间。其书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算数、农艺、工程之著作，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万二千。

凡所以安其身、养其知、肄习其能者，如此遭时多故，世不复以简陋见责，甚或有从而誉焉者。可桢窃独忧之。夫至变而莫测者，事也；至赜而无竟者，学业。守先哲之所已明，而益穷其所未至，以应方来之变，犹惧或踬焉！况区区但袭故迹，无所增进，而谓可与一世角智力、竞雄长，倖存而不替，何其傎欤！

校故在杭县，清季为求是书院。院废，为高等学堂，民国十六年易今名。余乃倡“求是”二字，以与多士共勉焉。

军兴以来，初徙建德，再徙泰和，三徙宜山，而留贵州最久，不可以毋记也，故记之以谂后之人。

校长 竺可桢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立

碑文开头交代浙大西迁的缘由，结尾点明西迁的几个结点，首尾呼应，总结了西迁的历程，给出了立碑的理由，让人信服，令人感奋。作为西迁落脚点的遵义、湄潭办学，既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更有旁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虽然竺可桢校长删去了初稿中“海内外翕然称学府焉”的字样，用了好些戒慎之词，但碑文还是通过简洁直白的数据，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浙大怎样在艰难困苦中生存、如何从筚路蓝缕间崛起，成为“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的。浙大的崛起，靠的是什么？那就是竺可桢校长极力倡导、身体力行并“与多士共勉”的“求是”精神。这一切，真的启人遐思、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这或许就是竺校长要在浙大东归复员之前，不惜花巨资、费心血，勒石纪念，并将此碑立在子弹库、留在遵义的原因吧！而且，人们注意到，碑文结尾，提到“军兴”二字。这里的“军”，不就是竺可桢校长率领下负笈西征的“文军”吗？这从1986年元月28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视察浙大时所说“红军长征是武军长征，浙大西迁是文军长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那段话中得到印证。

时势变迁，造化弄人。1946年8月，浙大代理校长王国松和最后一批浙大师生离开遵义以后，偌大的子弹库一下变得空空荡荡。因无人看管、打理，没多久，那通石碑，居然不知去向啦。

自1936年4月起，到1949年4月止，竺可桢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整整十三年。十三年间，有近十年是在西迁办学的颠沛流离中度过。只有在遵义的七年，才得以于纷飞的战火中稍稍安放下一张平稳的书桌，得以在艰苦的条件下获取了骄人的办学业绩，得以从困厄的环境中延续了民族的文脉。因此，竺可桢校长对遵义这座小城有着太深太深的感情，对那通凝聚着自身心血的“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有着太强太强的期许。

1961年6月，竺可桢校长出差贵阳，专程回遵义，打探过此碑，没有下落。1972年5月，已经82岁高龄的竺可桢校长，还专门委托在遵义工作的浙大工学院电机系1944届毕业生华景行查询此碑，结果还是下落不明。

10年以后的1982年7月7日，遵义市十一中（当年的子弹库）扩建施工，从离校园中郑莫祠不远一条废弃的水沟中意外地挖掘出此碑，经水冲洗、拂拭后光洁如初，完好无损。湮没近40年的浙大校舍碑又重见天日。此时，已是竺校长逝世8年以后啦。

完璧幸存，让人惊喜过望。1985年初，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此碑曾安放在十一中校园内，供人瞻仰，引起不小的轰动；随后，遵义地区行署、遵义市政府拨出专款，建碑亭于湘滨公园内，以彰显浙大西迁遵义办学的光辉业绩。碑亭为西式六角形平顶重檐，亭分六柱，一面为正门，五面设护栏，供人小坐瞻仰。

1985年10月22日，浙江大学和遵义市人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碑亭揭幕仪式。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韩祯祥院士、杨士林顾问等嘉宾和数十位从遵义、湄潭走出的老校友，专程来遵参加，盛况空前。足见此碑在浙大人心目中，有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当年的浙大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先生还为校舍碑湮而复得以及碑亭落成赋诗一首，以记其盛：

碑石无闻四十春，红旗飘处一亭新。

行文闪耀四迁史，斗志昂扬中国人。

求是声音怀竺老，桐油灯影忆湄滨。

当年学子尽英杰，建设长征齐献身。

碑亭揭幕式上，时任浙大校长韩祯祥院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2002年，修建可桢桥，选址正好是在碑亭的位置，只好忍痛割爱，将碑亭拆除，校舍碑被露天安放在湘滨公园小广场中央。这一放，又是整整10年。不少有识之士担心此碑长期日晒雨淋，遭致损坏。多方呼吁，方促成红花岗区政府拨专款重建碑亭于可桢桥东侧桥头，置校舍碑于亭正中，供人们瞻仰。

原碑亭外由浙大农学院1947届毕业校友幸必达撰文、遵义市政协委员刘正材隶书的《浙大黔省校舍碑亭记》刻石，详细记述了碑亭建立的经过，也安放在碑亭一侧的花圃中。其碑文如下：

浙大黔省校舍碑亭记

一九四五年竺可桢校长立，记迁黔六年中院系设置及教学设备甚详，而湮没近四十年。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遵义市十一中（旧省立三中）扩建时出土，完璧幸存。抗日烽火中，浙大师生间关险阻、治学救亡之情，灼然可见。中共遵义地、市委以是碑为地方珍贵史料，特拨专款，建斯亭于湘滨公园，以彰浙大战时育人之功。盖以光宠前贤而励来者。

铭曰：凤山苍苍 湘水泱泱 斯亭志古 求是之光

遵义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经建

一九八五年十月立

随着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的深入发掘，“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这一珍贵文物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显现。

2020年7月25日，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一行重走西迁路，在遵义可桢桥头的校舍碑亭前就明确表示，要将此碑按原样复制，安放在浙大校园内，使之成为浙大师生弘扬西迁文化、传承“求是”精神的生动教材。相信要不了多久，又一通和原碑一模一样的“校舍碑”会矗立在风光秀丽的浙大校园，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如同“西南联大纪念碑”分别辉耀于云南师大与北大校园一样，这通“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也一定会在遵义和浙大大放异彩，在遵义人和浙大人心中永远高矗。竺可桢老校长泉下有知，亦可回眸笑慰啦！

参考文献：

1.《竺可桢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2.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3.王焕镳著《因巢轩诗文录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