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陆昌友

编者按：图书馆自2020年4月设立“文军长征——浙大西迁研究”栏目以来，已经陆续推出了十期，获得师生好评。本期我们继续推出陆昌友老师的作品《患难夫妻 西迁浓情》，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文军长征——浙大西迁竺可桢校长的西迁浓情。  

西迁途中，江西泰和，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竺可桢校长先是痛失次子竺衡，接着又是伤殒爱妻张侠魂，而且母子都是死于普通、常见的痢疾。这让为战乱中的浙大迁徙已经心力交瘁的竺可桢校长雪上加霜，难于忍受。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强忍失子丧妻的悲痛，在料理好爱妻幼子的后事之后，很快就打点行装，率领浙大师生，踏上前往广西宜山的路程。

强于理性逻辑思维、具备科学家严谨与缜密的竺可桢校长，同样有着普通人一样丰富、细腻的感情。对相濡以沫的发妻、活泼可爱的次子骤然离去，好长时间都无法接受，以至于在1938年11月1日日记中写下“一年之内余决不娶”的话。但他重组家庭之事，则备受其亲朋好友的关注。第一次具体提及婚事是在一个月以后。在12月11日的日记中，竺可桢校长这样记道：“下午昭复来谈及，在桂林时丁绪贤太太陈淑仍有以其堂妹陈汲匹余作续弦之议，余以侠死未久，且国事如此，不愿谈此。”可见其态度之坚决。

日记中提到的昭复，是浙大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的太太华昭复，丁绪贤则是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那么，他太太的堂妹陈汲又是何许人呢？

陈汲，字允敏，江苏无锡人，1905年生，家有兄妹五人。陈汲上有一姐两兄，下有一弟。其长兄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时任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陈汲本人，也是一个连阅人挑剔的胡适都称赞不已的才女。自幼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环境，使她具备了出众的才华和气质。1920年，十五岁的陈汲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任教于师大附中和北京女一中。后被年迈的父母召回，进入南京中央图书馆作西文编目。随后，又去武汉大学图书馆系作为特别生学习一年，再回到南京，供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对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时有接触，十分敬重。

竺可桢校长与陈汲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是1939年1月2日在重庆，还是由丁绪贤介绍。自那以后频繁的书信来往，使彼此加深了印象，增进了了解。年近“知命”的竺可桢与比他小十五岁的陈汲似乎都激起了青春的活力，相互间也擦出了情感的“火花”。9月18日，在结伴出游的峨眉山千佛顶，“晚膳后余得一吻允敏”（竺可桢语）。“这一吻”，让两人的感情终于修成了正果，情投意合中，两人缔结了百年之约。自此，竺可桢校长那颗既要为颠沛流离中的浙大师生操持、又要为破碎的家庭和年幼的子女担忧、而且已经悬了一年多的心总算有了着落。

1940年元月16日，竺可桢校长来到遵义，一忙就是一个多月，总算是在2月22日让二、三、四年级开了学，教学秩序大体走上正轨。竺校长这才得以抽出时间于2月底前往重庆，去教育部找陈立夫部长讨要办学经费，处理气象研究所的事务。再说，自己的婚事也该张罗啦。

3月15日，竺可桢校长与供职于重庆中央图书馆的陈汲女士如期在重庆银行公会举行了“形式极简”的婚礼。陈汲的表舅、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吴稚晖作证婚人；主婚人是新娘的大哥陈源和竺可桢亡妻张侠魂五姐的丈夫蒋作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而中央图书馆馆长蒋蔚堂则充当介绍人。

上午十一点半，新郎、新娘、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依次在结婚证书上盖好图章后，新娘、新郎分列左右，主婚人吴稚晖居中，说了几句祝福的话语。不到半个小时，婚礼即告结束。

十二点，新婚夫妇在众人的簇拥下，转至银行公会对面的礼泰饭店进行西式婚宴。新郎的好友翁文灏、李四光、傅斯年、朱家骅等冒雨赶来、已等候多时了。有六十余人参加的婚宴进行将半，由吴稚晖提议：新郎、新娘向众位嘉宾各敬酒一杯，众人随之回敬。觥筹交错中，幸福感满满的新郎竟喝了七八杯“渝酒”，以致不胜酒力，近两个小时后到光华照相馆拍摄结婚照时，还觉得有些难以支持。四点半，竺可桢带着新娘陈汲去了海棠湾，在南温泉的南泉公寓度过他抗战以来最为开心的时刻。

4月17日，竺可桢校长偕夫人陈汲返回遵义，一同返回的，还有竺可桢校长的长子竺津。他是军校毕业后，在广西前线的第二预备师任排长。此次请假探亲获准，辗转赶赴重庆，碰上父亲续娶，与父亲、继母，还有妹妹竺梅一起在重庆盘桓数日后，随父一道回了遵义。

在遵义，竺可桢校长夫妇寓居老城碓窝井巷九号——一座有两层小楼的庭院里。房子的主人是遵义女中的校长傅廷栋，表字梦秋，当年竺校长在南京高师任教时的学生。傅梦秋对竺可桢始终执弟子礼，坚持让出楼上四大间给老师一家居住，并尊称比自己小七岁的陈汲为师母，让子女称太师母。而陈汲之来遵义，是痛下决心，辞去公职，尊崇“出嫁从夫”的古训，一心一意辅佐夫君，教育子女，操持家务，充当“全职太太”而来的。因为残酷的现实让她清醒地认识到:以自己的才能，未必能成大事。与其尸位素餐、浑浑噩噩混日子，不如组建一个和美的家庭，琴瑟和鸣，相夫教子。而竺可桢那破碎的家也确实需要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帮他照料家庭，助他成就事业。再说，自己读了四年师范，不也可以用来教育子女吗？只是，或许就连陈汲都没想到，她这“全职太太”一当，就当了一辈子。生活中，不免会有些磕磕碰碰，她也有过怨言，但她却始终无悔。

竺可桢校长的同人们，最先接受了陈汲这位浙大“大家庭”的新成员。5月12日，是个星期天，在遵义杨柳街天主教堂可容纳200余人的后花园里，160余位浙大教职员工及家属应邀参加了竺可桢校长夫妇以茶点款待的招待会。因为竺校长“结缡”，“浙大同人一百四十九醵金八百余为贺”，竺校长“坚却不受，还其半数”，剩下的348元，由时任工学院院长李熙谋托人在重庆买了两块名牌手表作为贺礼。在春意盎然的花园里，浙大同人相聚甚欢，拍下了好些照片。其中：生物系教授张孟闻为竺校长夫妇拍的那张合影，图像极为清晰，表情十分生动，竺可桢校长非常喜欢。很快，他将底片寄到上海“王开”相馆，一次就放大洗印了200张，分送给当年浙大在遵义毕业的同学们。人们见到的那张题有“维宁同学惠存”字样的照片，就是竺校长送给工学院土木系40届毕业生、学生自治会主席董维宁的。

很快，浙大的学生们也对陈汲这位新“师母”表示了极大的认同与欢迎。5月19日，又是个星期天。午餐后，竺可桢校长夫妇偕儿子竺安、女儿竺宁、侄孙竺乃超、竺乃贤步行由丁字口出南门，过狮子桥前行约300米右转，经桃溪路口去桃溪寺游玩。下午六点，刚回到家，就有教育系姚文琴、农经系李秀云两位女生前来邀请竺校长参加四年级学生的茶话会，并且强调，陈汲师母必须参加。在与碓窝井九号一墙之隔的老城男小（今文化小学），竺校长夫妇与同学们欢聚一堂，还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打那以后，但凡浙大或遵义重大的节庆活动、浙大学生的演出游艺乃至重要的婚丧嫁娶，人们都可以看到竺可桢校长夫妇进则成双、出必成对的身影。即使竺校长因故不在遵义，陈汲也会代表夫君在一些重要场合出现。譬如1941年9月7日，丰子恺在何家巷对面的成都川菜馆为二女儿丰林先举行婚礼，恰好竺校长出差重庆，陈汲就替他应邀出席。她作为礼物送去的那幅绣花被面，新娘喜欢得不得了，当作婚纱披在身上；她在丰子恺设计制作的来宾签名册页上“竺陈汲”三字的签名，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没多久，遵义的士绅百姓都知道，曾在西迁路上失子丧妻的竺校长精诚所至，又娶了一个品貌端庄、知书达理、贤惠可亲的好太太。

很快，情感甚笃的竺校长夫妻俩就有了爱情的结晶。1940年12月14日凌晨四点，在碓窝井九号楼上，随着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打破暗夜的宁静，一个新的生命呱呱坠地。由校医王禹昌年轻的太太戚美英接生，陈汲诞下一女。“小孩虽不足月，但颇长大”。即将“知命”之年，喜得“千金”，竺校长喜出望外。他亲昵地称她“小毛”、“毛毛”。满月后，取大号为“竺松”。或有“落落青松子，岁寒抱孤独”之意，且与其姐之名“竺梅”对应，颇具凌霜傲雪的况味。

有了竺松这颗掌上明珠，陈汲可谓心满意足。但她爱屋及乌，对竺可桢校长亡妻张侠魂所生的几个子女也视如己出，同样关怀备至、一样呵护有加。相互之间关系融洽，感情深厚。常在身边的竺安、竺宁自不必说，就连在前线从戎征战的长子竺津，也深深体会、感受到来自继母和家庭的那份温情。这从1945年9月初作为一家之主的竺可桢校长忙里偷闲陪家人游玩，在遵义文庙、中正桥（今新华桥）、老城街头为陈汲、竺津、竺松所拍下的那几张照片中，就不难看出。一家人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其乐融融的场景让人过目难忘。而1946年元月竺可桢校长夫妇与竺安、竺松在碓窝井九号院子里那张感人至深的合影更是被多种文史书刊所选用，为人们熟知。

同处一院楼上楼下，相与时间长达六年多，在房东傅梦秋眼里，老师竺可桢夫妇，简直就是天造地设、情投意合的一对。不仅夫妻之间相敬如宾、琴瑟和鸣，哪怕是抗战局势紧张、物价飞涨，生活拮据、清苦，也很少有过口角纷争，就是与房东一家也相处得十分融洽。逢年过节，傅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要端到楼上，请竺校长一家品尝。就是房租，从1940年2月入住时的每月50元，到1946年竺校长一家离开，从未涨过一分钱。投桃报李，1946年5月16日，竺校长离开遵义时，为房东一家拍下“全家福”后，把相机和一只坤表送给了傅梦秋的女儿。

傅梦秋的二女儿傅珥对凝聚着竺校长和“太师母”深情厚谊的这只坤表十分珍视，一直带在腕上。若干年后，还赋诗一首，以兹纪念：

五十年来一转瞬，北地枯枝又逢春。

当年浙大迁黔北，家与竺老幸为邻。

临别赠我一坤表，嘱我惜时胜于金。

走遍江南与塞北，指导一生座右铭。

在北京工作的傅珥，曾多次去看望已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据她回忆：1974年2月初，她和傅㺿（傅梦秋侄女）相约去看望年愈耄耋的竺院长。在大门口听门卫讲，院长刚刚去世。姐妹俩赶紧来到竺老家门口，遇上面露难色的保姆，说夫人正在休息，不便见客。听见声音的“太师母”将两个小“房东”迎进屋里，简单寒暄后，强忍悲痛，讲述竺老患病去世的情景。“本来就已经感冒发烧了，医院还让他脱衣拍片，这样一来病情更加重了，没有几天就去世了。”言语之间，几度哽咽，眉宇间充溢着三十余年相濡以沫、难以割舍的夫妻情感，还流露出对竺老骤然离世的难于接受。

竺可桢校长离世五年以后，1979年初春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晨，适逢竺老八十九岁诞辰。执笔编写《竺可桢传》的学者毛正棠叩开了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宿舍竺可桢的家门。年已七十四岁高龄的陈汲老人，虽身患慢性气管炎、脑动脉硬化、内风湿关节炎等多种老年病，但话题打开，谈起与竺可桢校长的相识、相知、相恋、相守，共同度过的三十四年风风雨雨，她记忆犹新。对竺校长的品格与学识、欢愉与苦恼、成就与得失，她都娓娓道来，一往情深。陈汲老人的一生，固然平淡无奇，但她作为与竺可桢校长的终身伴侣，以浓浓的深情，默默的付出，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夫君的事业，堪称“贤内助”。

晚年的陈汲，在竺老故世以后，还完成了一件足令世人称道的壮举。当浙大西迁遵义时的学生施雅风去探望并采访敬重的师母时，她义无反顾地从床底下拿出装有竺校长日记的箱子，让浙大的老校友们查找、阅读、摘抄......也就有了后来由樊洪业主编的《竺可桢全集》问世。——在与笔者的微聊中，浙大校史专家钱永红如是说。

参考文献：

《竺可桢全集》（第6--10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至2013年12月陆续出版。

樊洪业 李玉海编著《竺可桢的抗战年代——竺藏照片考述》，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9月第一版。

政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员会编《遵义——浙大西迁大本营》，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著《竺可桢传》，（毛正棠执笔）杭州：1982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