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夏元佐
编者按
“国立浙江大学黔省办学校舍记”纪念碑是民国三十四年六月，由王驾吾教授撰文，竺可桢校长删改审定，罗韵珊先生楷书刻石而立。夏元佐老师是必赢线路检测3003no1中文系退休教师，必赢线路检测3003no1诗词楹联学会顾问，在各级报刊发表诗文多篇。
1972年，7月18日，北京，天气闷热。
83岁的竺可桢早晨五点半即起床。他气喘吁吁，忍受着长期的病痛折磨，肺气肿较平时更为严重。这天，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给遵义延安路280号的华景行回信，谢她在遵义调查1946年浙大离遵义时，在旧子弹库所立的一个石碑，即“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想到二十多年前的浙大，二十多年前的遵义， 竺可桢的精神兴奋起来，那毕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华景行是浙大电机系1944年春毕业的学生，1972年的5月12日来京看望阔别二十多年的老校长。华景行两年前随其工作单位一机部第二设计院迁往遵义。竺可桢委托她回遵义时，看看旧子弹库外边，浙大1945年留作纪念的碑刻石是否尚在？毕竟是浙大的学生，有“求是”的精神，华景行不负重托，回遵义后仔细调查，各方探听，始知该子弹库后来恢复为师范学校，1957年师范迁往他处，这里又改成中心小学，旧子弹库大门一层屋宇全部拆去，所有碑石均已毁弃。
碑石毁弃，但竺可桢仍坚守着几十年未改的习惯，每天日记，静心思考，小到物候的变化，风声雨声，大到世界的潮流，云飞云卷。学者聪慧，哲人敏感，1972年，校舍碑把竺可桢的思绪引发，能不想到抗日战争，倭寇猖獗，西迁黔省，万方多难，那样艰苦的岁月，浙江大学居然在危难困厄中一跃而起?，跻身于全国著名大学之前列……
1945年5月26月，雨后天晴，竺可桢清晨七点就来到遵义老城协台坝学校。这里是旧府中学堂，后又被征用作兵工署子弹库，1941年10月，空置的子弹库转让与浙大，原设在何家巷的校本部随之迁入。子弹库大门外，有袁玉锡所立的《遵义府中学堂记》石碑。袁玉锡，湖北襄阳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遵义知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建遵义初级师范。次年行开校礼，遵义府中学堂正式命名。以“其地狭隘，四面衢巷”的考棚一处，与地处黄金地段，建筑宽敞的副将衙门（协署，即协台坝）置换，兴修“崇丽修廓，足容千人……江浙财赋之区未能是也”的学校；千方百计筹措办学经费，延聘第一流的教师；远涉东洋选购先进的教学设备、实验仪器，置办大量的典籍图书……袁玉锡撰写的《遵义府中学堂记》记录了他创办学校的艰辛与曲折。为遵义的新学奠基，开启遵义地区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袁玉锡远见卓识，厥功甚伟。
这天，阳光明媚，竺可桢的脚步在石碑前稍作停留，他想对这位办学兴教，造福一方，为遵义人崇敬的“播州太守襄阳公”说点什么呢？
“余以浙大在遵义五六年，胜利在望，不久将回，不可不有一纪念。”对于抗战形势，竺可桢早已了然于胸，浙大东归计划正在一步一步地进行。受竺校长嘱托，浙大中文系教授王驾吾撰写的碑文完成后，竺可桢字斟句酌，按碑石的尺寸，将王教授的碑文稍作删削，请浙大文书组的罗韵珊先生写字于石上：
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
岛夷之患兴，区内俶扰，徒都重庆，学多内移。士陷贼中者，辄冒险阻，间道来归。国家增学校，延师儒，优其廪给，收而教之。由是西南之名都繁邑，僻区隩壤，往往黉舍相望，弦歌之声洋洋。然顾庶事草创，师资图籍，弗备弗精，亦其势然也。当是时，国立浙江大学迁徙者数矣。民国二十九年春始抵贵州之遵义，而别置一年级生于青岩。既而以理、农二院处湄潭，文、工二院处遵义，师范学院则分布两县间。湄潭有镇曰永兴，一年级生复徙居之。盖积时六稔，而以学院名者五，析系至二十有五；以研究院名者一，析部至五。其隶而附者，若工厂、农林之场，中学、小学之属，又不一而足。师弟子之在校者，总三千人。其讲堂、寝室、集会、办公、操练、庖湢之所，取诸廨宇寺观与假诸第宅之羡者十八九。故其材不庀而具，其功不劳而集，其新筑者取苟完而已。凡为屋之数，千有余间。其书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算数、农艺、工程之著作，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万二千。凡所以安其身，养其知，肄习其能者如此。遭时多故，世不复以简陋见责，甚或有从而誉焉者，可桢窃独忧之。夫至变而莫测者，事也；至赜而无竞者，学也。守先哲之所以明，而益穷其所未至，以应方来之变，犹惧或踬焉！况区区但袭故迹，无所增进，而谓可与一世角智力，竞雄长，幸存而不替，何其傎欤!校故在杭县，清季为求是书院，院废，为高等学堂，民国十六年易今名。余乃倡“求是”二字，以与多士共勉焉。军兴以来，初徙建德，再徙泰和，三徙宜山，而留贵州最久，不可以毋记也，故记之以谂后之人。
校长 竺可桢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立
1945年6月，典雅庄重的校舍碑矗立在子弹库浙大校本部花园内。
大学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大学凝聚民族的希望。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引导社会文明的方向。大学的兴衰折射国运的变化。世事莫测，校舍碑的毁弃，后人还记得起西迁的浙大吗？
岁月坎坷，历史有情。1982年7月7日，遵义市十一中扩建校舍，开挖排水沟时，《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纪》碑幸运出土。湮没三十余年，重见天日，光彩依然。不知那时，华景行是否还在遵义，她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带着几分遗憾离开人世的老校长。
1985年10月，浙大校舍碑移入湘江河边小公园的碑亭。2002年6月，可桢桥开工修建，碑亭拆除，石碑另行安放。风吹雨打又是十年，浙大校舍碑终于移入可桢桥畔新建的碑亭。2014年9月，竺可桢铜像竖立于可桢桥畔，浙大校舍碑又恰好进入竺可桢校长的视线……
子弹库、旧府中、何家巷，这些经常出现在竺可桢日记里的地址，已成遥远的记忆。流连于可桢桥畔的《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纪》碑前，能不想起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浙大西迁遵义，“东方剑桥”声名鹊起……
